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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

26 Ma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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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像前不久才写文追忆过汪国真,如今又悼杨先生。那些青春期时曾反复咀嚼过、深深崇拜过的大师们,都逐一离世了。而他们身后留给我们的,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。古人已逝,来者无踪。也因此她们的逝去,愈发令人惋惜。

 

第一次对杨先生有印象,是数年前读她写的《我与钟书》,讲述她去钱先生生活中的一些琐事。柴米油盐,本是令人蓬头垢面、心绪烦乱的事情,然而在她温婉的笔下,娓娓道来,却显得极其雅致,令当时正在读书的我,突然对柴米油盐中的岁月静好,产生出无限向往来。杨先生笔下的钱老,是极其可爱却又相当笨拙的。杨先生住院时,钱老经常在家闯祸,不是墨水染了桌布,就是砸坏了台灯。待到晚上去见妻子时,总是垂头丧气的如孩子一般,苦着脸道,“我做坏事了”。而躺在病床上的杨先生,则耐心的安慰他,“不要紧,我会洗”,“不要紧,我会修”。总是把对妻子能力深信不疑的钱老哄的放下心来,愉快的离去。还有记录钱老第一次用煤气罐热早餐时,得意洋洋的向妻子炫耀,“我会划火柴了”。种种笨拙,令人捧腹。然而笑归笑,我却能意识到一杆灵活的笔,是可以把无奈写的有趣,把无聊写的淡雅,因而我曾对妈妈说,钱钟书是有才,然而做丈夫却是不好的,这样的男人,我便不要。

 

妈妈也是一个睿智的女人。她说一个好女人是男人的学校:一个优秀的女人可以把次等的男人变得上等,把上等男人的变得上上等。我便问她,那你说,钱先生是哪个等级的男人?

 

妈妈说,是上上等的男人,因为他挚爱且欣赏他的妻子。

 

我后来反复品尝这句话,也随着年龄的增长,开始恋爱并进入婚姻。渐渐的,我有些明白,那些生活中的琐事不过都是感情的点缀。因为有爱,因为要回应爱,那些脏的苦的累的事情也并不觉得辛苦,反而因为付出了爱而觉得无限的欣慰与满足。况且,生活虽然由琐事组成,却并不被琐事定义。夫妻伉俪,最完美的境界,便是精神上的强烈共鸣,信仰上的高度一致,心灵上的息息相通。这样,才是脱离了世俗的“过日子”的夫妻,寻得了灵魂的伴侣。杨先生自己就说过,“男女结合的最最重要的是感情,是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,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和吸引,才能互相支持,才能两情相悦。”也因此,钱老是否会做家务,于杨先生而言,都是一笑而过的事情。她已经得到了更好的更纯粹的。那心灵碰撞中擦出的火花,便是分出来一星两星的热情,也足以支持她洗桌布修台灯而绰绰有余了。

 

人们说起杨先生,自然要赞叹她的才华,她写的剧本,翻译的书,都是一个女子满腹诗书最直接的体现。然而,除了赞叹这些,她还会被介绍为钱钟书的妻子。我想,这不仅仅因为她的丈夫也是著名文学家的缘故,更多的是因为她从不避讳自己妻子的角色,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文学中,她都大大方方的推崇着、照顾着自己的丈夫,把妻子这份职业操练的风生水起。钱先生实在是被这样一位文笔丝毫不让须眉、生活又十项全能的太太惊呆了,因此多次赞她为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,而这也是一位丈夫对妻子最大的肯定:恋其温柔,慕其才华。倘若秀恩爱是项技术活,那钱老夫妇实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,以致于他们根本不用“秀”,只需把自己的生活摊开来,用近乎白描的方式写出来,便能让众人歆羡向往不已。那是从内由外的美丽的婚姻,是一个上上等男人和上上等女人的一生。

 

第二次对杨先生有深刻的印象,开始认真读她的作品,是在我博士进入低谷时。博士生涯散漫而目的性弱,前途迷茫,能动力不足。我曾多次在深夜中哀哀哭泣,为死去的梦想,为无趣的生活,也为看似惨淡的前程。偶然间翻到杨先生一句话,“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”,瞬间竟面红耳赤,仿佛千夫所指般,坐立不安。这是怎样的一个人,隔着千山万水,隔着人山人海,却是一语中的。我迅速翻阅她的一些散文,内容之多之广,很难一言以盖之。然而无论是哪一篇作品,都透着一股淡淡的亲切和适宜的超脱,以及对文学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,仿佛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到先生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风骨。杨先生幼时,她的父亲曾问,“阿季,三天不让你看书,你怎么样?”她答道,“不好过。”“一星期不让你看呢?”她答,“一星期都白活了”。如此说来,我们又是虚度了多少光阴!而读书的乐趣,杨先生也描述的很有趣,“读书好比“隐身”地串门,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,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,也不怕搅扰主人,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,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,而且可以经常去,时刻去,如果不得要领,还可以不辞而别,或另请高明,和它对质。”何其有幸,我现在的“职业”即是“读书”,而且要读深,读透,读精,不要五柳先生那一套不求甚解。杨先生一席话,拨云见日,指点迷津,多读书,多思考,至于漫无边际的多思多虑、多愁善感,还是收起为妙!

 

我很少研究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,因为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十年动荡。那黑色的十年是对人格的考验。倘若我欣赏的人受到了不可言说的非人待遇,我定是要心疼不已,但倘若他们若无其事的走过黑色年代,我又要怀疑他们是否出卖了灵魂。但不知为何,我却想知道杨先生是如何度过那黑暗十年的。观她的文风,我便知道她必是傲骨铮铮不会曲意逢迎的;而她淡淡的文笔又让我相信,小人作乱,必不会真正伤害到有高度的人格,正如她自己翻译的诗,“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”。果然,杨先生虽然遭到了迫害,被安排去打扫厕所,但她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,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地擦干净,而且注意通风。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如此看来,有先生的地方,哪怕是厕所,也能是一方净土。但她却说,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她谦卑的人格魅力,也可见一斑。

 

2016年5月25日,杨先生带着她的干净,带着她的才华,带着她的贤良,终于回家了。想必此时她已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钱老和女儿阿瑗。那年上海沦陷,钱老失业后辗转回家,见到妻女,发誓说,从今以后,咱们只有死别,再无生离。而如今,连死别都没有了。钱钟书曾写诗追忆他见到杨先生的第一眼:“颉眼荣光忆见初,蔷薇新瓣浸醍醐。不知腼洗儿时面,曾取红花和雪无。”愿今日重逢,美人如花,先生再吟此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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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by on May 26, 2016 in Uncategorized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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